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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1918年，“护法战争”失败……

刚刚推翻封建君主制度的中国，就这样又陷入连年的###之中。

袁世凯执政的那段岁月，中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到处布满了特务。在茶馆、客店，甚至家里的车夫、厨子都可能是特务。只要批评时政就要被捕，被捕者有进无出。用周树人的话来讲就是：“杀！杀！杀！”

20世纪初北京的百姓

幻灯片中日本兵砍杀中国人的场面

周树人研究的古碑拓片

周树人一时看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陷入了极度的苦闷。这种苦闷好比一条毒蛇，紧紧地缠绕他的灵魂。在一首诗中周树人表达了心中的消沉与愤懑：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当年因为父亲病故而致家道中落，所以周树人决定赴日本学医，以求掌握救人之术。但是，在课间放映的幻灯片中，他看到日本兵砍杀中国人的场面，使他深受刺激，愤而退学，弃医从文，试图以振兴文艺来改造国人精神。然而，几千年封建制度禁锢下造就的那种愚昧、麻木与冷漠，岂是靠几个人微弱的呐喊所能唤醒的！因此，周树人深感悲哀与寂寞！几年来，他始终靠抄录佛学典籍、研究古碑拓片来麻醉自己的灵魂，尽量远离那喧嚣动荡的尘世。

1917年4月，周树人的弟弟周作人也来到了北京，和兄长同住在绍兴会馆。这给寂寞中的周树人带来了一丝慰藉。当时，蔡元培刚刚就任北大校长，经过周树人的介绍，周作人也来到北大任教。也许可以这样说，蔡元培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周氏兄弟的命运。

此时的周树人深陷在一种寂寞、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之中。他觉得，中国犹如一间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损的铁屋子，即使唤醒了其中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也只能使他们陷于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痛之中。因此，他感到悲哀和绝望！然而，他的朋友们不能容许他再这样消沉下去了。

鲁迅“诞生”（2）

与周树人同时留日的钱玄同回国以后，在北京的高校任教，当时他是《新青年》的编委，因为留日期间和周树人同为章太炎门下的弟子，一起学习文字学，又和周树人是同乡，所以经常到绍兴会馆来串门。钱玄同跟他聊天，鼓励他提笔进行创作。钱玄同说，只要先有几个人觉醒起来，就不能说没有冲破这个铁屋子的希望，这使周树人在绝望当中看到了希望。

周作人钱玄同周树人被深深地震动了，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打破这铁屋子做些事情。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

他拿起笔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他充满希望地仰天长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他满怀悲愤地大声呼喊：“救救孩子……”

鲁迅

这篇小说发表于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小说的名字叫《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在小说发表的时候，周树人第一次使用了“鲁迅”这个笔名。就这样，我们的鲁迅“诞生”了。当时也许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流芳千载！

1918年的冬天是寒冷的。鲁迅照例每天去###上班。但是，与一年前相比，他的脚步坚定了许多。

自绍兴会馆北行不远，就是著名的清朝刑场菜市口。当年，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是在这里为变革中国而被砍下头颅。鲁迅每行至此，总是感慨良多！

鲁迅写下了小说《药》：一位为解放民众而被砍头的革命青年，颈上的鲜血竟被他所要解放的人蘸了当作治病的药！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反思了辛亥革命的失败，而他也开始体味到了一丝欣慰，因为无数革命志士的鲜血已经将那铁屋子浸蚀出些许裂缝，它必然会被苏醒了的人们所打破！因此，在《药》中，鲁迅为被害的革命者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尽管他认为那也许只是一个“梦”。

就在《药》于《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发表的当月，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鲁迅的“梦”已经在开始变为现实……

蔡元培改革北大（1）

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担任校长时，住在北京东城区的东堂子胡同。蔡校长一生清廉，从未置办过产业，一直租住他人的房屋。如今，随着时光流逝，这座本已十分简陋的宅院早已变得面目全非。人们很难想象，一代学界泰斗曾在这里筹划着北大的未来。

蔡元培京师大学堂旧址

1918年的北京大学坐落在东城区的沙滩，而她的前身是创办于百日维新期间的京师大学堂。当时的光绪皇帝曾对这所学校寄予厚望，希望她成为一所培育近代人才的高等学府。但是，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却打破了光绪的维新梦。随着康有为、梁启超逃离北京，“戊戌六君子”被斩杀菜市口，京师大学堂也被顽固派把持，演变成为培养封建官僚的机构。

开办伊始的京师大学堂具有很强的封建性，很多学生甚至还是官员。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回忆说：“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都这么喊‘老爷向左转，老爷向右转’。”因为学生都是老爷。在清朝，京师大学堂的宗旨是“忠君尊孔”，虽然民国时期做了些改变，但民国初年的北大仍然保留了不少的封建气氛。

京师大学堂开始办学时的先生和学生

北大校园中的个性迥异的学者们

在民国初年，许多人仍然受科举制度的影响，将大学看成是取得官吏资格的阶梯。因此，北大校内管理混乱，没有多少学术氛围。据说当时去“八大胡同”逛妓院的，多有北大的教员和学生，以致在北京城内颇有些“名气”。如此校风能否扭转，对蔡元培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实际上，在担任北大校长之前，蔡元培曾经多次考察欧洲的教育现状。他发现，提倡思想自由是欧洲各大名校发展学术的有效途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在北大确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原则打下了基础。

蔡元培是进士、翰林，他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在解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的时候，引用了《中庸》的话，他说：“我在北大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可以用《礼记·中庸》里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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