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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放在其他朝代有些大逆不道的想法，在魏晋士人间算是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譬如司马昭向贾充感慨阿斗没心没肺，贾充就没有顺着他落井下石，反而指出“要不是阿斗这么差劲，殿下您凭什么灭亡蜀汉？”[1]

谢灵运评价统一全国的晋武帝司马炎：“只是个中人之姿的君主，正赶上孙皓暴虐作乱，老天送了一份大功劳给他。”[2]

荀羡抬头瞟他一眼，不以为然：“能成大事者，正在把握时遇。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相比事后总结，永远是事先预测的能力更为宝贵，荀羡争的便是这对时机的判断。

却见谢安不急不缓地摇了摇扇子，问道：“昔荀令君执掌枢机积年，门庭显耀至今，未曾断绝。令则为荀令君六世孙，可知前朝关中胡户几何？汉户几何？”

说完，他并未看荀羡，而是将视线对上王琅，将未尽之问抛给她。

王琅没料到他会从这个角度切入，但对他的问题却很清楚，当即蹙了蹙眉，没等荀羡回答，自己接道：“南北不通消息已久，土断半不可信。我观吴地近二十年黄、白籍户数变化，大抵做过一些推断，情况恐难乐观。”

三国受战争与疫病影响，汉民锐减，到了西晋太康之治时期依然远未恢复到汉末水平。

荀家说是旧族，可能留有些曹魏时期的笔记，对西晋的情况却没机会知晓传承，所以这一问实际是问给王琅听的。

当世之中，论起对这些数字的了解，谁也比不上她。原因在于她为王导做过一段时间幕僚，自家多年任地方刺史，既有机会留心关注，又有机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正现代知识建立的人口模型。

由于结论太过触目惊心，她一直未透露给任何人知晓，谢安能察觉此事是他作为一流政治家敏锐天赋所致，但实际数字他也根本想象不到。

王琅深深吸了一口气，以平静语气道：“战争、疫病、赋税、徭役，息息相关，皆害民生。‘招抚五胡’遂为国策，魏为肇始，晋因袭之。齐万年作乱后，江统作《徙戎论》，盖言此事，而惠帝不能改。”

汉人这一概念，基本上萌芽于晋朝。

晋人自称为晋人、中国人、华人，胡人称其为晋人，晋亡后逐渐统称汉人，与南人北人的地域之分不同。［3］

由于中原地区常年战乱疫病，人口太少，从曹魏到西晋都在迁徙边境胡人入关，与原先的汉民共同居住，充实中原人口。

民族不同，风俗不同，其中又夹杂着战争制造的仇恨，需要漫长的时间与极高的治理能力弥合矛盾。

魏晋统治者并非不知道这些难处，只是人口压力摆在那里，类似劫掠人口的形式强行补充反而是综合评价下成本最低的道路，便是饮鸩止渴，也只能先喝了。

于是，即使在衣冠南渡之前，北方地区，尤其是关中部分地区的胡汉比例已经到了非常夸张的数字，谁是少数民族都说不准。

江统建议将胡人迁回胡地，看似先见之明，其实没触及根本矛盾，不仅纯属空想，反而加速灾祸，唐朝人修史书回顾这段历史时便看得十分清楚。

王琅停了停，又道：“此事中还有一事，便为华夷通婚之后，所育子女属华属夷。”

这一节连谢安也未想过，抬起眼帘看她。

荀羡问：“莫非胡俗以子随母？”说完，又自己摇摇头否定，“文姬之事与中华同。”

王琅轻轻摇头：“征人远家，子女为母抚育，往往亲近母族。”

她不好举北魏冯太后与孝文帝的例子，便说了个在雍州听到的事例，向两人大概介绍了胡汉杂居处的复杂情形。

胡汉民俗不同，互不通婚，生育混血的多与战争掳掠相关，女方地位极低。也有少量胡主中原以后，两族大姓之间的嫁娶，典型例证为晋惠帝皇后羊献容被匈奴刘曜强占，再纳为皇后，育有三子。

甚至在现代，由于加分政策，许多家庭更愿意选择让孩子入少数民族，这便是现实的复杂性所在。

谢安注意到了北方人口结构的变化，证明他已经意识到北方矛盾核心的重大变化。

相比东汉乃至三国时代，战争只是收复中原的第一步，处理不好多民族问题，打了多少都要吐回去，甚至还不如固守江东。

时代变了。

作者有话说：

[1]《汉晋春秋》：司马文王与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王谓贾充曰：“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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