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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热评

陈丹青　我们今天已经处在尼尔描述的世界里，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娱乐至死》的预言指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

艾未未　《娱乐至死》是一本对现实和我们今天的生存状态很有意义的书。

黄集伟　在现在这个“泛娱乐化”的时代，娱乐本身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不应该娱乐的也都娱乐了，在这点上，《娱乐至死》这本书给予了我们一种很好的提醒。

展　　江　《娱乐至死》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周国平　中国当今的现实是，不但电视文化，而且印刷文化，二者共同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因而消逝得更为彻底。

陶东风　　波兹曼提出了语言在电视文化来临之前在人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性。

刘　　擎　　也许，文化拯救的希望就在于人类不断的自我反省之中，在于认真聆听波兹曼式的警世危言之中。

蒋原伦　波兹曼的思想虽然承伊尼斯和麦克卢汉而来，但文风与两位前辈不同，波兹曼的著述清晰畅达，娓娓道来，他是写给年轻的学生们看的。

严搏非　波兹曼说这些话的时候，面对的是80年代的美国，但我们读它，却觉得很像今天的中国。

《娱乐至死》简介

内容简介

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这是一份精彩、有力、重要且难以辩驳的控诉书。在《童年的消逝》里，波兹曼运用他对心理学、历史学、语义学和麦克卢汉学说的深刻见解以及常识，非常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一个触目惊心而且颇具独创的论题，即童年的诞生，是因为新的印刷媒介在儿童和成人之间强加了一些分界线，而在电视之类媒体的猛烈攻击下分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成人的性秘密和暴力问题转变为娱乐，新闻和广告定位在10岁孩子的智力水平。这也是一份内容翔实、令人震惊的警世书。

乔治·奥威尔曾在《一九八四年》中预言人们将会遭受外来压迫的奴役，失去自由，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表达了另外一种忧虑，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作为新闻与传播学被广泛参阅和引用的经典，《娱乐至死》与《童年的消逝》想告诉大家的是，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　作者简介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1931—2003），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一生出版20余部著作，主要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合作者：查尔斯·韦恩加特纳）《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诚心诚意的反对》《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如何看电视》《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娱乐至死》译者章艳，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任教于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童年的消逝》译者吴燕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硕士，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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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前言

娱乐至死　前　言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1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奥尔德斯·赫胥黎2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胥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3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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