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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5页）

夏天去游览，可带上游泳衣在这里畅游。

树木。

岛上树木葱郁，林幽壑美，有樟树、罗汉松、银杏、合欢等树，大樟树尚有1000余株。

其中有一千年古樟，树围达6米，荫覆数亩。

还有一株“普陀鹅耳枥”，为中国特有珍稀植物，现仅存一株母本，是国家一级保护濒危物种。

普陀山留传着许多有关佛教的民间故事。

今存的古寺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寒山寺等等。

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

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

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次舍身入寺。

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

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

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

“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

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晋书·谢安传》）。

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

他与许询、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

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深的交往。

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摩诘经中十譬赞》。

（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

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

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

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

编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

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止龙华寺。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前世也无来世。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

庄子说：“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

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

这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

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的幸与不幸是果。

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有关。

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

它们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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