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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4页）

这“八条命令”的主旨在于抵制反军乱军、稳定军队，颁布后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稳定军队的作用，各大军区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这一项命令。

有些军区派飞机广为散发。

各地区各大军区机关和部队根据命令及时制止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冲击军队的猖狂活动。

福州军区请示军委，要求把一些经常冲击军事机关的打砸抢分子集中到一个岛上管制，叶剑英考虑到福州地处前线，从战略需要出发，批准了他们的请示。

但是，江青一伙对“八条命令”是一直反对的。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0）

“命令”下达没有多久，他们就四处活动，煽动各地“造反派”到处冲击军事机关，夺取武器弹药。

有些人竟然到军委办公厅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叶剑英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及时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为了进一步解决稳定军队局势问题，1967年2月6日，军委碰头会议转移到西山，在叶剑英主持下继续开会。

叶剑英分析一些地区军队混乱的局势，感到“八条命令”还不够，也未完全落到实处，还要再规定几条加以限制。

他说：“军委命令本来是九条，拿到中央文革讨论，他们把党委领导，不成立战斗组织的一条内容删掉了。

这些问题同他们就是讲不通，免不了还有一场争论！军队机关如果允许成立战斗组织，不就是允许夺权吗？这个问题要进行辩论！”他和几位老帅商量后，于2月8日以军委名义发出通知：明令外出串连的人员，按期返回本单位，设在各地的联络站一律撤销。

随后，叶剑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即七项规定），进一步规定了稳定军队的具体措施。

2月10日，周恩来根据叶剑英提议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了这个规定，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叶剑英在会上说：“本来八条一个文件就可以解决问题了，现在搞了个七条，这些都是我们斗争来的！”七项规定的主要内容是：“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基地以下单位一律不搞‘四大’，坚持进行正面教育。

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

“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

“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

不宜成立各种文化大革命战斗组织，已经成立的必须以行政单位进行改组。

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但不能代替、监督党委和行政领导行使职权。”

“干部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

“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倾向。”

“八条命令”和“七项规定”相继颁布后，逐步消除了一些地区的混乱现象，保证了部队的正常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乱军夺权的阴谋。

叶剑英根据军委的“命令”和“规定”，尽力解除浙江、成都、青海、新疆、西藏、南京、江苏、山东、湖南、陕西、云南、内蒙、甘肃、广西、广州等地军事机关和领导干部被“造反派”围困之灾。

八、大闹怀仁堂，抗争达到高潮

叶剑英在参加主持军委的一系列会议的同时，经常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碰头会”（实际是中央政治局碰头会）。

1967年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谢富治等，还有中央文革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

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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